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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和伏羲智库数字发展研究中心首次尝试从数字平台的接入、交易、退出和转移等四个维度构建数字平台开放性指数模型（DPOI模型），对22个具有广泛经济社会影响的中国数字平台进行了开放性测度，形成了《中国数字平台开放性指数研究报告》。

报告显示，电商交易、社交媒体和生活服务平台的接入开放性较高，而内容娱乐平台的接入开放性较低，后者主要存在独家协议和隐私协议的可读性差等问题。

在退出开放性方面，各平台存在显著差异。内容娱乐平台退出开放性最高，有较为明确的退出机制和简洁的退出路径，社交媒体平台得分最低，主要体现在退出机制和退出条件的复杂性上。另外，平台的转移开放性远低于整体的开放性，其中社交媒体平台的整体平均转移开放性得分最低，其数据和业务基本很难实现可转移。

此外，报告还对比了整体开放性排名前五和后五的数字平台，排名前五位以规模较小的平台为主，在四个维度得分比较均匀；排名后五位以规模较大的平台为主，在四个维度的得分差异明显，但转移开放性得分均较低。

报告提出了四条建议：一是平台应增加用户接入条款可读性和降低商家接入门槛，提升用户商家接入数字平台便利性；二是限制数字平台运营者对商家的过度处罚，明确平台自营和第三方商家竞争规则，为平台内商家提供公平的交易环境；三是制定国家推荐标准、行业自律以及减少不合理退出限制，降低用户商家退出数字平台的壁垒；四是增加平台与消费者的数据可转移性，以及平台与商家、平台与平台之间的业务可转移，以更好地增进数字平台之间的竞争。

伏羲智库高级顾问、原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信息中心原主任高新民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数字平台在初创阶段，提高开放度能够吸引大量的用户，有助于促进平台发展壮大。但是一些平台规模发展足够大之后，为了维持领先地位，就减少了开放性，变得“保守”起来。这是数字平台的一种经营策略，也是一种普遍现象。但是这种现象不利于公平原则，为了市场健康发展，这种头部平台应成为互联网治理的重点监管对象。

伏羲智库创始人、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教授表示，当前我国数字平台的开放程度还有待提高，不同类型的数字平台在接入、交易、退出和转移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制度性约束和阻碍。可以考虑通过国家推荐标准、行业自律倡议以及立法等方式，促使数字平台保持必要的开放性，构建“竞争有序开放包容发展环境”。